中新社记者：您多部作品中的人物都会让人想起您曾经的知青经历。这些人物和您的生活是否存在某种交集？您会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吗？

　　梁晓声：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作品都是虚构的。当然原著中确实有我的一些经历，比如周秉义的知青生活和我有一些重叠，包括我的父亲也参加“大三线建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体系建设)，我的弟弟在酱油厂工作，这成为我的创作来源。我曾说过，创作知青岁月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是为了补全—段失却的历史。与其说怀念，不如说是一种回望吧。

　　中新社记者：《人世间》让人感受到“人间悲苦”，又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您怎么看待苦难与生活的关系？您相信“苦尽甘来”吗？

　　梁晓声：从创作作品来说，我差不多写了两千几百万字了，很少用到“苦难”两个字，对于这两个字的运用我是很慎重的。

　　就《人世间》这部作品来说，我认为苦难一直都是生活中存在的。例如作品中无论是郝冬梅家，还是马守常和他的妻子曲秀贞，都经历了苦难。在20世纪80年代后，他们的家庭逐渐从苦难中走出来。不过苦难又随着下岗、转业等问题逼近了陈旧的光字片(指社区)人们，他们的生存出现了很大的挑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光字片的大多数也都通过自己的方式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了。

　　我经常想，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经历过苦难呢？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历史每300年做一个切割去观察，它都伴随着困难、战争、灾难。由于文明和进步程度的不同，某个时候可能财富更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此才有了那样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但再把历史连起来对比看，人类社会确实在进步。因此“苦尽甘来”符合一个民族和国家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景，这也是我最初写这本书和导演要把它拍成电视剧的初心之一。

　　刚才提到作品中的苦难，它在作品中就是一种现代生活的比照。假如没有比照，我们可能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很漠然。当通过这种现实主义品相的文学，把从前样貌的一部分还原出来后，我们能更加了解我们的过往。正如每个人的人生也是这样，在起起伏伏中充满希望。

　　中新社记者：《人世间》以小见大，叙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在大时代变迁下的生活史，让人感受到“家国文化”流淌在每个人的血脉里，海外华侨华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有人认为，在东西方之间，在不同代际之间，对于“小家”“大家”的认识都存在差异。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梁晓声：关于家国关系，我个人认为全世界都一样，并不是唯独中华民族格外强调这一种关系，所谓“国之不存，何以家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但是中华文化确实对于家国关系阐述得比较充分，这些要归功于伟大的先贤们，他们时常在思考家国关系。这种看似我们很独到的“家国文化”，其实也适用于全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也能找到很多阐述，比如英国作家王尔德，甚至追溯到希腊的“哲学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也都阐述过家国关系。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家国文化”是相通的，但是在中西方文化却又有许多不同。您如何理解文化差异？而我们又该如何推动文化交流交融？

　　梁晓声：西方文化下的文学创作，起初更多是从研究个人出发，某种程度是从心理学角度来剖析个人面对现实的心理活动。比如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美狄亚、宗教故事中的莎乐美，甚至包括后来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都是在研究人的内心。

　　而中华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从道德范畴来刻画人物。作品更多的是在描写关系，类似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是中西方文化背景下早期文学作品最大的差别。

　　从这一点出发，就能知道文化交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虽然难，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认为，中西方文化在交融的时候，文化自信是关键。因为文化其实在自己的国度里起到促进民族与时俱进的作用。

　　如何在既保留自我文化的同时又达到彼此交融交往，最核心的就是对于不同文化的不同声音，在“在意”与“不在意”之间找到平衡。在我看来，这其实是需要智慧的。(完)

　　受访者简介：

　　梁晓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居北京。2019年7月，获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8月16日，凭借作品《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22年电视剧《人世间》播出备受好评，引发全民阅读小说《人世间》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