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分组审议行政强制法等草案。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应松年就该草案的相关问题，接受本报专访。

　　“行政强制法制定时间太长”

　　新京报：一次审议的时候，有些看法认为公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再强调给予行政机关强制权力，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会更紧张，建议暂缓。你怎么看？

　　应：某种意义上说，行政强制法就是规范行政权力的，就是行政强制在中国哪些事情可以，哪些事情不可以，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目前看，十分需要这部法律。比如大量的上访，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涉及到这个(行政强制)。

　　在实际中，行政强制方面还不规范，需要有部法来理一理。行政机关有多大权力，必须给的权力要给，但是给了权也要有程序上的规定，不能给的，也要在法律上说清楚。

　　新京报：草案从一审到二审，经历了差不多2年。

　　应：对，我觉得时间太长了。要使政府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行政强制法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新京报：二审稿规定行政强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意义在哪里？

　　应：这个修改挺好的。行政强制作为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不能说目的是重要的，就不论用什么手段都可以。不择手段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是一种文明的行为。怎么控制住手段，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地方不宜设定行政强制权”

　　新京报：草案十二条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设定行政强制进行了规定，你怎么看？

　　应：我认为最好不要授予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的权力。如果一定要授予，可不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地方性法规如果要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应该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让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一个特例来批，这样可能慎重点。虽然目前看，地方性法规只有查封和扣押两项权力，也是不小的权力。

　　新京报：能预期这部法律的出台吗？

　　应：很可能今年出不了了，得等到明年了。(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