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摘》文章：丁磊：1995年我选择来到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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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磊
1995年，我辞掉宁波邮电局的工作，乘飞机到了广州。我记得当时的机票要1000多元，远比我在宁波邮电局一个月的工资高。此前，Sybase就主动找过我，要我去做工程师，因为自1993年毕业后我在国企待的两年时间里，业务上虽然很清闲，但我没停过学习，我在unix和数据库方面很突出，而既懂电信业务也懂操作系统的人，在华南地区并不多。
我决定离开体制内的国有企业的时候，家里对我的决定并没有太热烈的反应，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1995年，我已经在宁波邮电局工作了两年，工作节奏比较散漫。一张《宁波日报》就4个版，很多期刊都是月刊，那时候的电脑也不能上网。唯一能干的事情是把交换机的事情搞搞清楚。那时候月工资800块。
当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成长空间，最多评一个先进工作者，对我这样比较有专业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悲哀。决定跳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觉得工作没意思，第二是因为互联网的前景很好，第三是我这样的技术人才，出来随便都可以挣几千块一个月。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和十四大让我热血沸腾。那时候学校是要组织学习“南巡”谈话和十四大精神的，还要考试。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可以下海。中国这个社会可以给有能力的人一个机会。
于是，在厌倦了国有企业的工作之后，我来到了广州。
那时的广州，虽然比起今天的广州，看起来面积上要小得多，但地位却远不是今天的广州可比的。当时一个内地人到了广州，那种强烈的新鲜感，好比今天的内地人第一次看到香港。这完全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与内地城市相比，这是一个很现代很开放也很务实的国际化都市。在这里，你听到人们说的是粤语、唱的是粤语歌，电视看的是香港台，报纸有繁体字的《大公报》，出租车也是港式的红色。因为亚热带的原因，这个城市永远是绿色的，看上去永远生机勃勃。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人们的神情、节奏完全与内地不一样，整个社会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也完全是内地无法想象的。
我在广州最好的时代来到了这个城市，这里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要我一辈子都对这个城市有特殊的感情。
到广州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外企，当时我缺少社会经验，想通过这个过渡的跳板熟悉一下外企的管理方式。它确实给我留下了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印象，很人性化，没有论资排辈，尊重也鼓励个人的才能。
我一到广州就花了12000元买了台电脑，这笔钱基本上是在宁波两年所有的积蓄。当时没有互联网，我也不玩电脑游戏，电脑就主要用来学习。那时候有光盘，没有VCD的碟片，只能拿电脑来看文档，学习一些软件，电脑城可以买到很多盗版的软件，可以自己去尝试。
我最开始住在南方医院附近，是公司租的一个套间，我住其中一间。我与外人交往不多。我在广州有同学，但联系不多，因为我在广州的生活很忙碌很充实。广州离香港近，每天有新的信息、新的思想，和世界最发达的地方是没有时间差的。
平时在下班后，我基本上是在电脑前或看看电视。每天早上7点半出门，要坐1个小时的中巴才到公司。有一次钱包差点在中巴车上被偷掉，后来我搬到了淘金路，月租是1000或1200元。这里离公司近，以后我每天就可以走路上班了。
我记得第一个月的收入是4000元，是以前的好几倍，但在当时广州的外企，甚至还算是偏低的。而且在1995年，广州的物价很高，我记得晚上出去，有些酒吧一瓶啤酒都要卖到40块。
当时，广州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现象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广州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老板，我认识些在电脑城卖设备什么的朋友，没受过什么教育，也都有百万资产。我一点不嫉妒，也没什么不平衡的，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比他们差，我自己受了4年高等教育，有两年专业工作经验，有技术专长，相信自己能成功。
当时，广州就是这样一个给人希望的城市。
因为我在邮电局工作过，对电信业务很了解。当时宾馆的程控交换机开始流行，每一个打出的电话用这个设备计费，当时各个宾馆都需要交换机计费软件。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接活，第一笔就挣了几万块，当时买交换机的人太多了。
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当时这些业务上、资金和经验技术上的积累，就没有今天的网易。当时，在这些项目上，一共赚了多少钱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基本上我后来创办网易的钱，都来自为酒店写程控交换机的计费软件的积累。
我1995年从宁波到广州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想做个小老板，做自己擅长、喜欢的事情。公司不要大，也就有个二三十人的小公司。而之后我是没办法才被逼到把企业做大，拿了别人的投资，就希望上市，上市就拿到了更多的钱，那就必须对股东的投资负责。这才有了现在的网易。
今天，如果有人问我，毕业后该怎么做。我不建议他创业，我会建议他到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现在北京、上海的资金、机会可能比广州、深圳还多。
但如果时光倒流，有人问我，在1997年以前，他毕业后该去哪里。我一定会告诉他，广州、深圳。
现在的人，可能对1997年之前的广州缺乏了解。其实，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今天民族产业响当当的品牌，像华为、中兴、万科、美的、TCL等等，几乎都是同时在一个地方崛起的。不难想象，当时真正具备了聚合资金、信息、机会的制度保障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
毕业10年的时候我和电子科技大学的老同学聚会过一次，只有一两个像我这样跳出体制的。而我命运的改变，则是无意中在1995年这个正确的时刻，选择来到了广州。
(摘自《当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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