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8日电　美国《侨报》6月7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大地震后的中国在尝试向前看。6月4日，中国国务院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草案)》，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启动，暂定八年完成重建；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必须举全国之力，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持机制。

　　“举全国之力”，当初正是在温家宝这样表态之后，救灾成为国家为主体,民众大参与的行动。在生命大营救过程中，各种资金、政策迅速集中于灾区，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动员人力物力之巨、社会各界捐助款额之高均创历史之最。中国人的民族资源顿时化为战胜灾魔的无穷力量，让全世界惊讶于中国的速度和效率，就连某些一向挑剔中国的西方媒体也改口赞誉。

　　文章说，与救灾相比，灾后重建之路更漫长、艰辛，考验更为严峻。根据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经验，重建阶段投入的经费、人力等资源，是救灾阶段的4倍甚至更多。尤其是汶川大地震破坏性之强、波及范围之广，均为中国数百年来罕见。中国官方有关机构估计，地震造成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或达5252亿元人民币。如果考虑生产恢复、心理干预等间接费用，则相应的重建账单会异常庞大。因而，中国在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帮助的同时，自然更希望延续举国体制的威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过，灾后重建牵涉面广，如何用好“全国一盘棋”战略，发挥合力，不致事与愿违而形成掣肘，却需要厘清部分角色。

　　文章指出，无论是就经济理论还是从国际经验看，中央政府都有义务成为灾后重建资金的重要供给主体。而且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显著增强，也有能力将财政拨款作为重建初期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事实上，中央政府已决定今年安排灾区恢复重建基金700亿元，地方政府也承诺按照配套比例提供重建资金。

　　但这些财政拨款相对重建所需资金，明显缺口很大——当前正受出口放缓和高通胀困扰的中国政府，坚持不动摇抑制通胀这一“优先考虑的任务”，未来也很难向灾区经济投入过多。何况，中国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中央投入也不能确保在所有建设领域均取得良好绩效，只能主要投入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公共产品(道路、水电等基建和灾民身体治疗、心理干预等)，从而增强公民和企业的经济自生能力，培育市场力量。

　　文章表示，本次地震爆发之后，企业和公民的捐款已形成重建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而随着重建向后推移，灾区公共产品逐渐完善后，私人产品的市场机遇会不断凸显，从而激发更多商业性投资进入。届时，市场机制更可能取代财政投入，成为重建的主要驱动力量。毕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流入，早已为这种重建投资主体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国际经验也显示，灾后重建中，单一的政府作用或市场努力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整合国家财力、社会捐助和商业投资等力量，才能有效地帮助灾区重焕生机。更重要的，一个“政府主导，全民共建”的灾后重建体系，才能真正凝聚社会人心。

　　文章说，即使以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总量，加上五湖四海的援助，用3到5年再造出一个个美丽许多、坚固许多的“钢铁森林”，并非难以负担。但没有民间力量尤其是灾民自身的参与，那并不能代表重建家园的成功，只能是一堆堆没有倾注感情的冰冷建筑物。

　　其实，灾后重建，除了帮助灾民走出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巨大心理阴影，还需要让灾民亲自参与重建家园。谁能比灾民们更热爱自己的家园？谁能比灾民们更知道自己的需要？受灾者理应成为家园重建的生力军，在自力更生中感受到个人力量，树立生活自信，最终慢慢抚平灾难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无论来自国际还是来自中国云南等地的经验都证明，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越是尊重灾民的主体地位，建设成果越是可靠。

　　中共四川省绵阳市市委书记谭力带领民众重建时，曾以“躺在受灾温床上，比地震更可怕”，道出了部分灾区依赖政府、社会救助的现象。如果不能及时警惕、扭转，这种现象继续发酵，必然会直接影响重建进度，也会伤透积极援助者的爱心。

　　何况，作为重建的受益者，灾民也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他们与政府拥有不同视角，由各级政府事事包揽，很容易导致好心办坏事。前车之鉴就是，台湾“9·21大地震”重建中，许多灾民对政府主导建设的住宅不满意，也不认同迁移部分偏远村落。特别是此次汶川地震灾区，藏民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众多，重建中如何尊重当地的环境、人文、生态、宗教，都得大费思量。

　　文章最后表示，“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国先贤老子的这句话，警示重建灾区者：不应只依赖国家“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