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产”还是个概念十分模糊的词，它的划分标准、人数构成、生活状况等，都正在被广泛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解释相当受人关注。由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领衔研究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就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中产”的基本面貌——虽然，它还不是太清晰。
为了解正在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陆学艺教授。
《环球》：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演变可谓百转千回。在您看来，中国中产阶层是如何定义的，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标准？
陆学艺：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我们的“中产阶级”曾被简单地归为资产阶级。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这种阶级分析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需要。所以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人对我们的观点提出看法，我们还是运用阶层的分析方法来划分社会结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采用阶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认识自己的社会结构这个基本国情，如日本每十年就会进行一次社会结构调查——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
我们的研究，是把中国人口大致分为10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第二个是经理人人员阶层；第三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第四是我们这一类的，教授、医生等等；第五个阶层是办事人员阶层；第六是个体工商户阶层；第七是商业服务人员；第八是产业工人阶层；第九是农业劳动者，也就是农民；第十个阶层是下岗失业阶层。
但这只是我们社科院研究的看法，由于中国没有政府出面的相关调查，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现在只有些模糊的界定标准。
《环球》：那么“中等收入者”跟“中产阶层”是一个概念吗？
陆学艺：现在糟糕的就是有的人用中等收入者来表述“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这不对，因为这是社会学的范畴，不是经济学的，我们社科院是用“中间阶层”这个词来表述中产阶层的概念的。
中等收入者和中产阶层是两个意思，中产的范畴绝不能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它是社会问题。社会中产阶层显然不能指中等收入者，它应该以职业为基础。即十个阶层里面，其前面的一部分人可划入中产，比如说中低等的干部、中小企业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比如，你是记者，我是教授，那一定是中产了。出租车司机一个月也可以赚几千块钱，但他不可能是社会中产阶层，因为有职业的概念。
所以，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中产阶层是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社会阶层。
《环球》：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是多少？中国的中产阶层发展状况怎样？
陆学艺：根据我们1999年的统计，中国的中产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15%，并以每年1~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所以现在中产阶层的比例应该已达到22%~23%左右。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较发达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比重还要高很多。乐观地估计，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3%甚至更大。
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因为真正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有权有钱的上层和底层占少数、中间阶层越大的社会结构，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从政治上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倾向上跟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上，中产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之一，他们是创造财富的，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也是稳定的消费者；在文化上，这部分人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生产者，同时也是文化产业的消费者。这些都非常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现在中国是洋葱头型的，也正向这种橄榄型结构过渡。
《环球》：自十六大提出“扩大中间收入者的比例”以来，国家在发展中产阶层方面的努力如何？
陆学艺：中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曾偏重追求效率，不仅牺牲了环境，农民等下层阶层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所以，从经济结构上来讲，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然而在社会结构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而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观念，协调经济结构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
我相信，国家今后在户口制度、人口制度和就业制度上的改革将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而中产阶层也将迅速发展和壮大。
《环球》：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如何？您怎么看待中产阶层目前面临的种种压力？
陆学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所谓“中产萎缩”的概念，因为近几年两极分化加重，还包括财产税、遗产税的取消。而中国面临的并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中产阶层不是唯一承受着压力的阶层，各个阶层都面临不同的压力，压力就是活力。良性的压力不是坏事，反而是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干劲十足的原因。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强调中产阶层面临的压力。
《环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有什么样的特色？
陆学艺：由于各方面都刚刚起步，所以中国的中产阶层干劲很足。另外，中国中产阶层受孔孟之道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孔孟之道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观念核心的影响，就是它的中国特色。如何将传统观念同马克思主义和外来文化结合起来，将是很重要的课题。刚刚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各阶层尚处于磨合期。
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都有固定的一套规则，而城市化以后，有很多方面还都没有现成的传统可循。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不断摸索，中国人必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陈晨 陈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