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北京市部分区、县将在新学期推出对部分课本的循环使用政策。

　　一本教科书循环使用，从减轻教育负担、节约资源、平衡生态、培养学生的节俭品德、关注公共利益等角度去看，都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看来，课本能否循环使用应该不是一个要讨论的命题，问题在于，如何坚实有效地倡导并推而广之，最终形成一种常态，一项制度。

　　从全国各地教材循环“试水”的情况看，其效果并不理想。掣肘教材循环使用的原因是：客观上说，我国正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课本的内容频繁修订改版；而不少学生家长担忧使用循环教材会引发交叉感染，影响子女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尤其是毕业班级的复习效果。

　　主观上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以知识性技能为主要命题的应试模式，师生习惯于在书上划段、圈点、做记号。由此观之，要改变这一习惯，我国的考试制度、学习习惯等多方面都需要在探索中磨合。二者：利益集团的拼命“打压”让教材循环使用难以持续。学校、教育局、书商、出版社之间锁定的利益链隐喻着诸多“行规”。譬如，课本征订内容的非实用性，程序操作非阳光性，交易价格非市场化。一旦循环使用旧课本，这条利益链必将受到“重创”。相关数据表明，出版业一年的产业规模是500多亿元，其中，中、小学教材要达到200多亿元，征订、经销、发行渠道均从中获利不少。

　　突围之策是在汲取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一条契合各地实际的道路。在美国，课本是随着课桌、椅子一起编号的，中、小学教材都是硬皮精装彩印书，纸张厚实；德国采用的方式是：通过在校内设立图书室和不定期举行旧书交易。在国内，不少省份在“试水”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像山东就是拓宽旧课本收集渠道，首推“副科”防疫消毒模式。北京采用不乱写、不乱画、不标记、不署名的图书借阅管理模式。

　　一言以蔽之，课本循环使用要突围，除了稳定内容、更新理念、改变习惯外，最关键是考试体制和监督机制的改革。否则，难以使指挥棒转身和利益链断节，再优秀的课本循环模式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杨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