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在昏暗的灶房里,王肖龙边低头拉着风箱边对记者说:“我做梦都想上大学,可是又害怕真的考上了,学费不知道从哪里来。”今年,王肖龙的高考成绩比陕西省理科二本录取线高出24分。
靠种苹果、粮食、芝麻、绿豆,王家1年的收入不过4000元。为贴补家用,王肖龙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40多岁就落下了心脏病的根儿,去年仅看病就花了1.6万元,欠下的七八千元外债至今没还清。而王肖龙的妹妹今年也在读高三。
王家面临的困境,在他们的家乡陕西省合阳县——一个地处黄河西岸、渭北高原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鲜见。最低时1287元,最高时也不过1580元,这是合阳县近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状况。
“这可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63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说。
16年来,党宪宗看到过太多因大学生求学带给当地贫困农家的种种困境。他自费走访110户农家,写了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一系列问题。
不吃不喝奋斗10年才能供养1个大学生
老党给记者算了笔账: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在合阳,这相当于一个3口农家10年的纯收入。也就是说,一家农户不吃不喝奋斗10年,才能供一个孩子读完4年大学。
然而,就是这个贫穷的农业县,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大县”。
记者在合阳县教育局了解到:多年来,该县高考升学率始终在当地名列前茅,每年有四五千人升入高校。今年,全县就有5256人本科上线,4339人专科上线。这其中,80%都是农家子弟。
“就是因为穷怕了,农民都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再苦再累,也要供他们上大学,让孩子跳出农门!崩系吃谧叻弥蟹⑾,为供养孩子上大学,这些贫困农家背负起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不少贫困农户为供孩子上大学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在黄河边的坊镇东雷村,一处很大的院子里,5间快要倒塌的房子显现出这户人家生活上的贫困。农妇王秀娥坐在自家一张矮凳上说:从1995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连续又有3个孩子上了大学,每个孩子1年的学费、生活费都要1万多元。至今,家里已为孩子们上大学花去了约11万元。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1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的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后,只剩下3000元。
为了多挣钱,夫妇俩想尽了办法。除了养鸡、羊、牛,已经四五十岁的王秀娥还到山沟里抓蝎子卖,常被蝎子蜇不说,一次还滚下山崖摔伤了腿。地边种了点芝麻,只值3元钱,她也舍不得吃。到黄河滩挖药材,一天挣两元,王秀娥也要去。家里还贷过1万元的高息贷款,光利息4年就8000元。
城关镇小郭村党某也贷过3万元高息贷款。“那是‘黑贷’,年利率20%!彼担笔弊约焊竟瞬簧侠⒍嗌,只想着能把孩子先送走。党某的3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至今共花去12万元,最多时欠外债六七万元。为省几元饭钱,党某在孩子们上中学时送了7年饭,孩子上高中离得远,她每天中午提着面条和馍一路走到县城,一个来回要花两小时。
在合阳期间,记者走访了数户有大学生的贫困家庭,但几乎都没见到大学生本人。这些大学生暑假都没回家,一是为省路费,二是为留在学校打工挣钱。
在当地,每逢暑假,农村的男孩子也会跟随父母到外地打工,贴补家用。王肖龙就随父亲去过山东,多是在工地上干些背砖、扬灰的活儿,有时一天的工钱不过5元、8元。
为供大学生,一些农家被拖垮
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这是一幅由乡土作家题写的挽联,曾贴在王全胜家门上。
年过7旬的王全胜老汉说,自己年轻时因劳动受伤,生活长期不能自理,全家生计仅靠老伴一人支撑。为筹几个孩子的学费,老伴种地、干家务,还要拉煤挣钱,最终积劳成疾,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的第二年突然病故。整个家的生活随之陷入困境。
在合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家里出了一两个大学生,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
坊镇东雷村1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63户中有20多户供过大学生。这20多户,也是同组里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一些人家至今还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中。
在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全村只有500多人,自恢复高考以来,先后出了100多名大学生。与外村相比,小郭村的房舍状况似乎还停留在20年前。
该村党支部原书记范永禄告诉记者:大学学费这几年水涨船高,供养这些大学生至少使小郭村村民支出上百万元。目前,合阳的农户盖5间的砖混结构平房约需4万元。由此推算,如果不是供大学生,该村起码能盖起近百间新房。
记者随老党来到和家庄北渠西村党某家。她家的大门令记者吃惊:就在黄土墙上掏了个洞,用破木板当门扇。以前,党家在村里算得上中等户,因供3个孩子上学,现在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
党某的一个儿子含泪说,他最难过的,是父母半年的零花钱只有几元钱。党某则说,待在家里,屋里有粮、地里有野菜,不需要花钱,但儿子在外面,什么都要花钱,她1个月才能给儿子300元生活费,让娃受苦了。说到这儿,母亲和儿子都落了泪。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的两个儿女都考上了大学,最多时家里欠债有10万元,1年利息得一两万元。精神压力和劳累压垮了黄某的丈夫,他因无钱治病最终离世。
供出大学生,依然难脱贫
贫困农民含辛茹苦,供养出的大学生能否“反哺”家庭,帮助父母脱贫?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走访中,老党;嵛省肮┖⒆由洗笱В蒙鲜欠窈纤?”这些受访父母大都回答:我们不算那账,也从来没想着让娃挣钱回来,只要孩子们有知识,到社会上能干事就行。
王秀娥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都要买房、结婚,经济紧张,她从不敢要孩子的钱。一次孩子要塞给她300元,她硬是推了回去:“你给我钱,别人不知道,不如给我买身衣服,村里人看见都知道我娃孝顺”。
不仅不求回报,一些父母还心怀歉意。党某说,人家给孩子留遗产、留房子,而她给孩子留的是债务。皇甫庄乡一户农民,为供孩子上学,夫妻俩砸石头。这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儿子为挣学费砸石头,没想到出了意外被炸死。就这样,他们还是将另一个儿子和女儿供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儿子当了医生,但至今没买房;女儿毕业后找了份很不理想的工作。他们说,因为自己是农民,没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本事帮女儿找工作,对不起孩子。
实际上,供养出的大学生很少有能力回报家庭。一个农民积劳成疾去世了,党宪宗对这个农民已经工作的女儿说:“弟弟以后的学费,你得承担呀!”这位女大学生回答:按说,我应该承担弟弟的学费,可我工作时间不长,工资不高,又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还要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缩小和城里人的差距,不然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丈夫也出身农民家庭,一个担子挑两个包袱,能担得动吗?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记者,有些人在大学毕业20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他们对国家助学政策了解不多
针对贫困生上学的资助问题,我国从1987年开始就相继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贫困家庭对此知之甚少。
王肖龙告诉记者,他曾听同村高年级的学生说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但具体怎么办?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学校并没有相关的宣传,甚至连老师也不清楚,他只能从历届学生那儿打听。
同时,贫困地区的传统观念也影响了助学贷款的申办。记者走访的7户农家,提起助学贷款来,他们大多还是主张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贷,一是不知道助学贷款到底好不好办,二是宁愿自己欠债,就是再苦再累也能担,可千万不能让孩子刚走出家门,就先背上债。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组去年对北京、河北、山西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百名特困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八成特困考生对国家资助政策只知道一点,还有7.1%的特困生表示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政策。
(来源:中国青年报;文/金石、孙;)